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65条第3款的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除此之外，上海和天津两地还专设职业的情报人员，如上海的曾磐和天津的巢凤冈。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事先不与当事者张之洞商量呢？原因应该归于杨锐。

与之相比，张之洞却是地地道道的一介书生，除了一手文章和一腔忠君爱国的热情，似乎再也没有其他什么资本。（张达骧：《张之洞生平述闻》，载《张之洞遗事》，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55]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把西方做了力量与价值的二元化处理。只有张之洞敢如此行事，这跟他稍后几年在东南互保[27]的做法如出一辙。张之洞的崛起，与当时的背景有关。

他拒斥了那些纯粹理论的超时间的科学原理，依据他对政治世界的实践知识而不是依据其科学知识的见解而行动。在序言中他把张之洞的廉洁看作是在贪污成风的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奇迹，称他不仅是一个改革家，而且是一个最激进的敢作敢为的改革家。猜忌是容易的，也是最容易伤害信任根基。

康有为在南京逗留了十多天，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两人之间的交流既亲切也深入，各自都从自己的愿望出发对对方表达欣赏和赞扬。我们祈望中国物质的繁盛，但中国人处在目前的道德和精神条件之下，物质的繁荣对于他们就是一种真正的福音而不是祸根吗？如果中国人还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民族，除了物质的繁荣之外，他们最需要的是拥有一种道德和精神的生活。由此说来，这样的改革设计从一开始就显现了它的不妙前景。后者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

（张之洞：《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上海盛大臣》，载《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七十），第28页以下）。他时刻都在密切关注着整个时局的变化，特别是朝廷的行动和意图。

目前地方情形如此，自未便遽请北上，且自顾迂庸孤陋，即入都一行，岂能有益时局，惟有听其自然。他先是把唐代诗人张九龄的《归燕诗》中的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两句刻了一个图章，后又给自己取了一个无竞居士的别号。[65] 这个改革方案虽然获得统治者的批准实施，但从整个过程来看，其实施的效果并不让人乐观。晚年的张之洞又取了一个抱冰老人的别号，具有类似意义。

清政府一方面要与西方列强妥协，满足其要求，一方面必须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使国家和社会尽可能地向好的方向走。但更困难也更为根本的任务是发现正当性遮蔽之下的行动逻辑，即既要看他如何说的，更要看他如何做的。文本的结构非常奇特，以内篇与外篇作为文本的总体安排。意思是说，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学。

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他在向皇帝提交改革方案时不用改革作为标题，而是冠以《劝学篇》。

在这个文化与政治交织的场域，张之洞拥有的资本要比康有为丰富得多，其策略也老辣得多，与之相比，康有为就是一个政治新手。张之洞秉持的是慎重改革精神，主张循序渐进。

这里的鄂字是在暗示刘坤一，湖广总督是排在两江总督之后的，当然应由你两江总督主笔才是。张之洞在刘坤一和李鸿章去世之后，事实上已成了地方势力派的代表，他的言行对其他地方官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对于张之洞而言，这是最高统治者给自己做的最大广告，也是一本著述能得到的最高荣誉。[25]的确，作为中央两大核心机关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似乎对此表现得无能为力。内篇虽然因其内具有文本的优先性和优越性，但它只有9篇，比外篇的15篇少了6篇的篇幅。中国必须变得像西方一样强大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这是张之洞作为经世权变的儒臣能够把握的东西。

无论是张之洞参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的进步团体、捐助资金，还是康有为应邀去南京与张之洞会面都是梁鼎芬在中间穿针引线。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张之洞先召开国会的主张自然遭到袁世凯的反对。自号是对自己的一种命名式的认知方式，用以表达自己的心态、期望、志向等，由此便能看出一个人的脾性和性情。

出于中国人特有的礼貌，尊长有时也称呼下属的字，这会被看作是有教养的行为。作为官场的老江湖，他了解慈禧太后的政治平衡术，建议用张之洞作为一个平衡的角色，应该符合她的心思。

[32]参见[美]张仲礼：《中国绅士》，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上面引述的辜鸿铭对张之洞使用的儒臣概念就包含了文化资本这一层含义。没有中西方力量对比上的强弱，西方在张之洞这类中国士大夫眼里就一文不值。正是这种复杂的表述技巧，才使《劝学篇》两线都取得了胜利：因为内篇，保守主义把他看作是同路人。

[73]张之洞：《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载《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586页。[69]张之洞：《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致京吏部大堂鹿尚书》，载《张之洞电稿》，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281页。

他把康有为的激进主张称为雅各宾主义，斥责他们自称爱国主义者，其实浮躁、贪图名利、野心勃勃，既没有治事经验，又缺乏判别能力。[24]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他有处理一个弱国与列强之间外交事务的丰富经验，又是军事方面的行家里手。政治地位上两人的差距就更大了。

[12]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是由早期社会所形成的经验决定的，它来自家庭以及与自己相当的群体的、具有阶级特殊性的社会化经验。当然，在张之洞那里，纲常名教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它是中国人生命价值的依托，也是作为君子的行为规范，但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肉身。与人们理解的资本概念不同，布尔迪厄的资本不仅包括了经济资本，而且还发现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这些资本类型。注释: [1]《汉口之贸易与税关收入》，载《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他在书中所探讨的课题，即关于中国的革新，以及他所采取的方法和提出的建议，这一切都很自然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大名用于尊长对下属的称呼。

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他这番话主要有两层意思：他委婉告诉朋友，他要任职的那个部门，他玩不转，所以他改变不了大局。

[63]张之洞：《刘制台来电并致袁抚台等》，载《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541页。建议虽然提出了，但内容表达的却含糊其辞，既不言明让张之洞进入哪个部门，又说中央两个核心部门都缺少人手，而字面的意思只有面询二字，显得世故而圆滑。